戚福康（苏州）

　　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其极大的宽阔胸襟，不仅接纳了民主党派，而且以“十六字方针”，期待着进一步的合作与共谋发展，这是民主党派发展和与时俱进的最佳时机。那么，民主党派能否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呢？我们认为，关键在于民主党派能否经常不断的经过自身的建设，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换角色，进一步主动地加强与共产党的合作，谋求与共产党的、与中国的、与人民的共同发展。
　　那么，民主党派如何进行自身的建设呢？我们认为，在中国这个有着两千多年文明史国度里，借鉴历史，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民主党派党建工作的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它的许多理论与思想至今仍是我们思想借鉴的重要源头和重要材料。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不仅是自古至今最好的合作理论，而且是社会中不同地位、不同使命、不同阶层的人群、党派合作的方法与思维。因此，将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作为民主党派党建工作的一种重要的指导性理论，定有其内在合理的价值与认识意义。因此，本文就此作一探究，以期对进一步推动民主党派党建工作有所益处。
　　一、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之诠释
　　在儒学理论体系中，“和”与“同”是其重要的一个哲学范畴。自西周末年的太史伯提出并对此作出初步解释到孔子提出“君子”、“小人”之论，使“和而不同”这一思想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完善和成熟。
　　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西周将亡之际，他同郑桓公谈论西周末年的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指出西周行将灭亡,原因是周王“去和而取同”，即去以直言进谏的正人而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史伯“和同论”的中心论点就是：各种不同的、丰富的、异质的事物相生相克，相互协调，相互包容才能达到一种共同发展与协调和谐，这才是事物的生生之道，故曰“和实生物”。而且史伯把它看作是一种世界万事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这样，西周末年统治者违背了这条规律，那么，它的统治时间也就到头了。
　　春秋末年的齐国名相晏婴对“和”与“同”也有过与史伯类似的论述。晏婴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 晏婴以调羹之喻说明任何事物的生成与发展正是在于各种不同因素的相互协调地配合与运动。同样君臣之道也应是这样的一种“不同而和”的关系。晏婴的“和同论”与史伯相比，他更强调了“和”是事物生成、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政治进步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同”是无法让事物得到发展的。
　　孔子在总结前人论述“和同”的基础上，从人的道德层面上提出了君子、小人与“和同”的关系。他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主张君子是有主见的有思想的人，他能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并能用它去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从不盲从附和，却又能吸收别人的有益思想以纠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公允正确，这是“和而不同”；而小人则只会随声附和，投机取巧，却不肯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就是“同而不和”。
　　从史伯到孔子，儒家的“和同观”得到了完善与升华，因此，我们可以对此作一总结：
　　第一，“和”是事物生成与发展的本质要求，而“同”只能使事物走向反面。
　　第二，“和”是事物的多样性的不同要素的组合、协调与辩证的统一，而“同”只是形式上的“同一”，它只能使事物在数量上有所增减而已。
　　第三，“和”从本质上来说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同”只是事物发展的假象，而最终导致的是事物的衰落。
　　第四，“和”是事物本身的形成条件与组合基础，“不同”是事物的相对性与和谐发展的形态，并非是绝对的不同；而“同”也并非是事物的同一性，而是事物的一种绝对化的表象的同一。
　　第五，坚持“和而不同”之人是道德高尚的、坚持真理的、促进事物和谐发展的正人君子，而坚持“同而不和“之人只是品德低劣、奉承拍马、随声附和、投机取巧的促退事物发展的小人。因此，一个社会君子多则国泰民安，社会和谐发展；相反，一个社会小人多，则歪风肆虐、社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由此可见，“和而不同”不仅包含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而且也是事物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最基本的要求。这就告诉我们，中国民主党派进行自身建设一个最需要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一条切合自身实际，符合自身特点，又能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规律。
　　二、民主党派党建特性分析
　　根据“十六字方针”，在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最主要的功能与责任是“互相监督”与“荣辱与共”。
　　所谓“互相监督”，即民主党派负有对政府、对共产党的执政监督，也就是说，为了让执政党所颁布、施行的各种方针、政策更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需要民主党派的这种非执政党的外部力量与影响的一定的监督作用。这就需要民主党派着重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最高的同一目标的指导下的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去指正、改进执政党的某些不足的地方。
　　所谓“荣辱与共”，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表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密切合作程度，二是指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同肩负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大业，两者负有同样的历史使命，共同肩负着成功与失败的历史责任。因此，民主党派不仅要坚定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要与共产党同命运、共呼吸。
　　从目前中国的政党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关系。民主党派如何扮演好“参政党”、“亲密友党”的角色，也是民主党派寻求自身建设规律的一个重要的内在的依据。
　　那么，如何探寻民主党派党建的基本规律和自身的特点呢？我们认为应结合民主党派的社会特性，充分认识儒家“和而不同”思想对民主党派党建的理论指导意义，才能真正地找到民主党派党建的真谛。为此，我们在结合民主党派党建的实际工作，探讨民主党派党建特点时，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民主党派的党建与共产党的党建的相似性、差异性与关联性；二是民主党派党建的历史承继性、时代新要求与党派合作性。
　　2005年3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正是将中国的民主党派界定为“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这一界定正是从不同的政治地位、不同的政治要求、不同的政治参与方式、不同的政治使命，要求中国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同完成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缔造一个中国历史上全新的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因此，我们认为，继承和发展儒家“和而不同”的理论和思想，是中国民主党派适应社会发展，推进自身建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积极参政议政，完成自身的伟大的历史使命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价值的指导思想，使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改造发展成为一种党派合作、党际和谐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民主党派党建与共产党党建的理论借鉴与差异性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经过战斗考验的亲密友党——中国民主党派，有着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的历史使命。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历程之后，两者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更是成为同命运、共呼吸的长期共存、肝胆相照的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然而，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加强她的自身建设是她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民主党派已十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不少学者已经提出了一些民主党派党建理论体系的框架，单篇论文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更是成果累累。然而，大多是在模仿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体系而建立起来的，缺乏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应有的特点与内涵。
　　毫无疑问，借鉴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来创建民主党派的党建理论体系，是很有必要的，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党建理论都可以作为民主党派创建党建理论的借鉴，可以作为一种理论形式，但其内容毕竟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在借鉴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的基础上，努力探讨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特点，创建符合民主党派自身特征的党建理论体系，已是民主党派自身发展的刻不容缓的大事。
　　为此，在明确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目标一致性——“和”的基础上，充分认识两者的差异性——“不同”，是创建民主党派党建理论体系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因此，只有认识和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政党关系 ，才有可能真正的构建起这一理论体系。
　　1、“执政”和“参政”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是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民主党派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民主党派参政主要是“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是推进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政党关系的重要条件。
　　2、“合作”和“监督”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合作共事，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政党关系的发展。政治协商、合作共事、民主监督政党关系的运作机制，是推进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政党关系和谐的关键所在。
　　3、在团结奋斗中的“矛盾”关系。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合作中由于在中国的地位与功能的不同，难免出现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就是维系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党际关系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这些矛盾，就不存在相互监督等需要了。但也正是有这些矛盾的存在，双方对这些矛盾的理解和解决方法必有所不同，这也必然导致双方在认识上的理论性差异，而这种差异性也正是构成“和”的基础性要求。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