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黄　敏 （扬州）

 

    在我和家人的心中，位于上海崇明岛的那座老屋是我们永远的家园，那里承载过我们太多的欢声笑语和亲人团聚时的温馨与深情。想当年，它曾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以至于阻碍了我们回家的脚步……

    我的父亲１６岁就离开崇明外出求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扬州师院任教。六十年代中期，每年寒假，父母都要带着年幼的我和弟弟回崇明老家过年。在我的记忆里，滚滚长江就象一道天堑把我们和故乡的亲人分隔得很远，回家的路显得是那样的漫长。那时的扬州交通极为不便，我们必须一早出发，坐上半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六圩码头，等着一艘小轮船把我们载到长江对岸的镇江，由于班次少，在码头等上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在镇江外婆家稍事休息后，晚上就要赶到火车站。那时的镇江火车站还没有如今宽畅、温暖的候车室，父母拎着小包、 背着大包地带着我们姐弟坐在路边候车，冬天的夜晚，凛冽的北风吹得我们瑟瑟发抖，直往母亲的怀里钻。那时因为父母经济负担重，我们常常只能坐半价的棚车（腾空的货车），我清楚地记得：那车上是没有座位的，乘客们只能互相倚靠着坐在地上，一盏昏黄的马灯吊在车顶上摇摇晃晃地照着昏昏欲睡的人们。经过６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在天蒙蒙亮时到达了上海，全家人赶紧下车直奔开往吴淞码头的５１路公交车，经过近一个小时才能下车登船前往崇明岛。

    当我们在船上渐渐看清对岸的人影时，母亲就会催促我和弟弟赶紧换上新衣服，让早已等候在码头的亲人们看到的我们已不再是风尘仆仆，而是干净可爱。我和弟弟会欢呼雀跃地跳上亲人们自行车的书包架兴高采烈地和父母一起向爷爷、奶奶家飞驰。经历了３０多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从扬州的家走进了崇明的家。我们会被爷爷、奶奶、姑妈、表哥们团团围住，问长问短。晚上，亲人们团聚在桌前，吃着早已准备好的年糕、菜肴，喝着自酿的香醇米酒，谈论着各自的近况和田里的收成。闪烁的油灯映照着的是亲人们因为团聚而欣喜的张张笑脸，老屋飘荡着的是亲人们的阵阵欢声笑语，真可谓：其乐融融，欢天喜地。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和谐、喜庆。我们呢，长途奔波的疲劳早就烟消云散，感觉到的除了快乐还是快乐。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扬州修了直达瓜洲渡口的公路，到镇江便捷了。从吴淞码头到崇明的渡船也换成了速度快了许多的大型客轮，堡镇码头到老屋也有了公交车，在路上的时间大大缩短。我们照例还是每年去崇明岛过年，那时爷爷已经不在了，只剩下年迈的奶奶守候在老屋不愿来扬州与我们同住。奶奶是一位慈祥善良的老人，圆圆的脸，睫毛很长，笑起来眼睛仍像月芽似地好看。她像当地的老人一样整天裹着一条用自己织的布做成的长围裙，那款式就像傣族姑娘穿的筒裙，虽然是小脚，但走起路来却特别地轻快，一阵风似的，围裙随着她的脚步有节奏地摆动，很是好看。我至今还记得她扛着锄头来去匆匆的样子。平时我最喜欢看她织布，颜色各异的棉线被她有序地排列在织布机上，然后用梭子来来回回地织，在周而复始的“唧唧”声中，五彩缤纷的格子布在一寸寸地增长，这些布又做成衣服穿在我的身上，做成床单、缝成被褥铺在我们的床上，至今在我家里还保留着她的作品呢。对于奶奶来说，每逢岁末，儿子带着媳妇、孙子、孙女回来看她就是一年里最大的期盼和安慰，也是最快乐的时光。每到我们回老家的日子，她就会早早地站在门口翘首以待，一旦看到我们的身影远远地出现在村口就会一路小跑笑着迎上来。每当我们离开老屋回扬州时，头发花白的奶奶会站在后门口依依不舍地向我们挥手，我们也是一步一回头，向奶奶挥手再挥手，直到看不见才一直向前走。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幕仍然像一幅画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２００５年连接扬州和镇江的跨江大桥——润扬大桥建成了，两个城市之间还有了城际公交车，现在，我们只要花上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镇江火车站，坐上舒适平稳的动车组一个半小时以后就可以到达上海。几年前，弟弟们成了“有车一族”，顺着宁通公路只要６个多小时就可以回到崇明。更令人欣喜的是：不久，上海到崇明的过江隧道将会正式开通，从上海市区到崇明只需４５分钟车程，我的故乡崇明将插上腾飞的翅膀，变成一座“珍珠岛”，回家的路也会变得很近。我们都在商议着要把崇明的老屋修葺一新，让它成为家人休闲度假的好去处。那时我会经常陪着父母，邀上亲友回到老屋住上一阵，因为老屋后面的竹林里长眠着我慈祥勤劳的爷爷奶奶，那里永远是我美好的精神家园。我还要在那里尽情地呼吸田野里清新的空气，吹吹温暖的江风，在成荫的树林里，静静地聆听鸟鸣和花开的声音……